银幕亮起，黑暗的放映厅便成了人们的公共精神空间，我们在这方光影中“看见”他人，也“照见”自己，为一个虚构的故事欢笑或落泪，在共同的静默与叹息中，寻找着某种久违的共鸣与共识。
然而，在信息爆炸、媒介纷杂的今天，电影这趟从19世纪驶来的列车，似乎正驶入一片充满迷雾的未知地带。观众面临的，不再是“看不到电影”的匮乏，而是“如何选择电影”的迷茫；创作者面临的，不再是“拍不出电影”的困境，而是“拍给谁看、为谁而拍”的灵魂拷问。评价的声音从未如此喧嚣，但标准却似乎从未如此模糊。
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与清华大学影视传播研究中心共同承办的中国电影新评价体系发布暨影评人论坛，近日在北京798文化产业园第一车间举行，黄建新、贾樟柯、董润年三代电影人围坐圆桌，以“发现好电影，寻找新观众”为主题展开对话。对话从个人记忆出发，穿过创作的甘苦、市场的迷局与技术的潮汐，最终回到一个朴素的问题：今天，电影为什么仍然值得我们热爱？
1.电影业是一个迷人的行业，它是想象力、创造力和表达能力的综合输出结果
“人对一件事产生喜爱，往往源于好奇心，没有太多道理。”黄建新说自己6岁开始爱上电影，“小时候孩子们都会跑到银幕后面，想看人在哪儿，慢慢长大了知道电影是一种幻觉、是人为创作的艺术，由此着迷。
”后来当兵，对电影的喜爱不知不觉越来越深，他讲述当兵时偷看电影的经历，“我从暖气管道坑里爬进去，藏在大礼堂，正面有人管，就跑到银幕后面看，看完头都是晕的。”在部队图书馆里读到库里肖夫的《电影导演基础》，让黄建新第一次感觉到电影的奥妙。
退伍后读大学念中文系，碰到一位喜欢电影的老师，毕业时被推荐到西安电影制片厂文学部当编辑，后来当场记、助理导演、副导演，一步步走上导演之路。
“你让我说到底因为什么爱上电影，我真不知道，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爱上了。”黄建新说。
对他而言，电影有它不可替代的迷人之处，“电影业是一个迷人的行业，它是想象力、创造力和表达能力的综合输出结果。”热爱的同时，黄建新也坦陈做导演非常累，是一种心理和生理上的综合疲劳。
每天到现场工作大概十二个小时，路上一个多小时，回去再做两三个小时的工作准备，每天基本要工作十五个小时以上。“如果你不热爱就坚持不下去，这是一块试金石——不热爱的人就改行或者放弃了，爱它的人才会坚持下来。
”
贾樟柯表示自己一直对电影有两个认知身份，一个是“影迷贾樟柯”，一个是“导演贾樟柯”，“我首先是个影迷，这和我成为导演有关系，但也没有太大关系。我也是一名拍电影的导演，爱上电影和爱上拍电影，对我来说是两件事。”
“影迷贾樟柯”是汾阳街头长大的孩子，“小时候我在家乡的街头乱跑、无所事事，那时候没有幼儿园，家长都上班，没人管我们。电影院是我们的一个去处，县城就这么大，很多地方都逛腻了，但电影院不同，每隔两三天放的电影都不一样，像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
小时候我想尽各种办法看电影，溜进去、跟着大人混进场，电影院成了我常待的一个地方。作为一个物理空间，它特别吸引我。
所以我特别爱电影院。”他说自己至今迷恋单体独栋的电影院，“我现在都尽量不到商场里看电影，我喜欢电影院独立的建筑。
”
“导演贾樟柯”的诞生则有具体契机，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看了陈凯歌的《黄土地》后，发现自己更喜欢电影这种表达方法，“那之前我是文学青年，写小说，也发表过一些作品，看完之后就果断决定要从事电影工作。”
贾樟柯说他的电影创作有自己的脉络、思路和关注的世界，但作为影迷，他对多元类型电影的喜好从来没有变过。“我尽量像小时候一样放松地去接触这些电影，不带太多预设。
很多大家觉得拍得不好的电影，我有时候也看得津津有味，哪怕从专业眼光看整体有很多问题，但总有一些地方能触动我，总有一些真善美的、有人情味的东西让人感动。所以，我自己尽量以影迷的身份去爱电影，用轻松的心态接触作品，不会因为一部电影和自己的世界不太相融就很排斥它、激烈批评它。
”
80后导演董润年说自己热爱电影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通过电影可以进入无数个现实中无法接触的世界；另一个是在电影院里，和其他观众一起笑、一起哭的时候，那种情绪释放的满足感、身处群体中互相认同的安全感，是独自看手机、在家看电视无法获得的体验。他印象很深的是去影院看喜剧片，回家再看一遍时，发现很多桥段独自看并不觉得好笑，但在影院里受群体情绪感染，大笑带来的解压感完全不同。
2.创作者和观众的对话是连续的，是一个整体的积累
贾樟柯也喜欢影院的公共性，在他看来，影院是形成共同话题的场所。就像踢完一场球，大家会津津乐道地聊比赛，电影也一样。“我们的家庭不同、背景不同，但在影院里通过电影经过了同一段生活、同一件事之后，走出影院就有了共同语言，带给我们共同的讨论。我记得小时候大家常坐在电影院的台阶上，聊里面的人物，大一些的孩子还会模仿台词，这种公共性特别让我着迷。”
贾樟柯说自己虽然拍的都是所谓的艺术电影，但他始终特别着迷电影的公共性和大众性。“电影的基因里本身就带有大众属性，所以作为影迷，我看电影完全不挑类型，不同的电影都能带给我不同的情感，甚至生理层面的满足。”
对一部电影的评价，在董润年看来，本质上是大家在寻找自己的同类，找到一种“我在这个社会中被认同”的方式，“电影是一个特别好的能把群体团结起来、互相找到认同的一个形式。”
作品的公共属性，天然构建了创作者与观众之间的对话场域。当电影上映面向公众后，导演的个人意图便凝结在影像之中，而来自各方的反馈，则成为作品传播中不可回避的“回响”。
问几位导演是否曾看到某些评论，内心闪过“真想解释一番”的念头？贾樟柯表示，每个电影作品当然是公共的，但对创作者来说，它是内心的秘密、内心的世界。
“所以我们拍完电影，把内心的秘密展现给别人后，就任由大家去感受。”他看评论更多会从大众心态、大众情绪的角度去看，“会看得津津有味，因为能从中发现当下的社会情绪。
”但他不会回应，一来回应不过来，二来也没有必要，“导演不负责解释作品，观众有权用他的情绪、智慧去解读一部电影，哪怕是过度解读。”
不过贾樟柯提醒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危险：面对评论，真正要小心的是过誉。“批评很刺耳，但它会让你在创作上有反思，不管说得对不对，某一个观点可能击中你的盲区；但过誉是很可怕的，过誉会葬送你的想象力和未来。所以面对评论的时候，要对好评保持警惕。”
黄建新则从创作规律的角度解释了为什么创作者不需要也不应该逐一解释，一部作品从构思到完成，少则三年，长的七八年都有，创作者已经经过了几千个日夜的思索，完成了完整的理性梳理、感性输出等，“这部电影就是他全部的表达。”
董润年认为创作本身就是和观众的对话。一部电影推向市场以后，它的最终完成，是由观众的解读、接收、认知和感受来实现的。
“观众的理解能给我很多启发，有时候我看评论，会发现很多我创作时完全没想到的解读角度，让我知道同一种表达有多种解读的可能性，会引发多元理解，对我下一部的创作有好处。”在他看来，创作者和观众的对话是连续的，不是一部作品结束对话就终止了，“这是一个整体的积累。
”
热爱是一回事，让今天的观众走进影院是另一回事。艺术形式的多样化是当下电影面临的实际问题。
首先，碎片化占据了时间，特别是在大城市，算上路程，看一部电影加起来可能需要四个小时，这对工作日的上班族来说是不可能的；其次，任何一部电影如果适配市场去设计，需要三年的创作周期，但碎片化、资讯的高度发达和信息茧房的出现，让社会意识的转变速度远超过往经验，黄建新说：“以前可能三四年是一个周期，现在可能只有两个月。”
这就造成了一个令人无奈的错位：有些电影本身质量不错，可等上映时，观众的审美趣味已经转移，导致观影者寥寥。黄建新补充道，相较于短剧的生产模式，电影在如何适配市场这一点上确实需要反思，得想办法避免这类错位。不过他也强调，这主要针对面向市场的商业电影，思想深刻的影片是能够跨越时间考验的。
在贾樟柯看来，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新媒体的竞争，而是观众进入到电影场域的机会变得要专门安排了。“看电影从一件随意的事，变成了需要专门安排的、很隆重的事。
”他五六岁开始在街上跑，看到一家电影院就跑进去看了；现在的孩子从小没办法和电影院自然相处，这个空间对他们是陌生的，因为他们要上培训班、参加夏令营，上学下学都有父母接。“我们十四亿人口，潜在的观众非常多，但问题是，成长过程中走进电影院变成了一件要特意安排的事，而不是能偶然闯入的事。
”
董润年则比较乐观，他认为在当下时代，电影依然是刚需。“全世界范围内都在发生巨大变化，很多以前拥有的共识如今正在打破和重塑，以往大家默认是共识的事情，现在不一定是共识了，新的共识是什么还没有找到。
”在董润年看来，这恰恰是电影以及文学、电视剧这类长内容作品的价值所在，“因为想表达完整的观念、形成一种共识，只靠几秒钟的短视频未必能达到，必须要有完整的世界、完整的表达才能做到。这不是电影的黄昏，而是电影不可替代的理由。
”
4.电影要守住叙事本体，不要盲目去追“快”